寺庙造像指宗教寺庙中的造像，题材与石窟造像一致，以佛教内容为主，所使用的材料为木、泥、石和青铜等。寺庙造像产生的年代与石窟造像相当，在南北朝石窟造像勃然兴起的时候，寺庙造像亦相应产生并有着兴盛的发展。由于寺庙一般为木构建筑，不像石窟那样具有存留的恒久性，所以早期寺庙造像的遗物极少。唐代以后被保留下来的寺庙造像逐渐增多。至明清时代石窟造像衰落的时候，寺庙造像仍有着大量的塑造。因此寺庙造像的历史比石窟造像的历史更长一些。
在南北朝时期，佛教信仰风靡全国，南北各地产生了许多寺庙，南朝的国都南京和北朝的国都洛阳均曾处于佛寺林立的局面。据《洛阳伽蓝记》记述，洛阳一地的佛寺在北魏晚期已达1 360余所。南朝在南京建起的寺庙为数同样不少，唐人杜牧尚能见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局面。有如此众多的寺院庙宇，佛教造像的数量定是难以计数的，可惜由于年代久远，无法见到其造像真迹。当时国都以外的地区也有一些寺庙造像。1953年在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200多件石雕造像中，有少数是北朝的作品，多数则是隋唐时的作品。南北朝时贵族礼佛的风气很盛，石窟离城市的距离较远，不可能满足人们经常拜佛的活动的需要，寺院则是城市中许多地方都可以设置的，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到寺院庙堂内进行拜佛许愿的活动，因而寺院造像在当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从文献中可以得知，魏晋南北朝的著名职业画家多为佛寺绘制壁画，南朝的雕塑高手戴逵及其子戴颙曾为佛寺雕塑佛像。画家为文人士大夫身份的人，戴逵本人亦是由文人画家转而从事雕塑创作的，他们有可能有意识地将汉民族的文化和文人士大夫对佛像的理解以及对佛像造形的审美趣味融铸于造像的制作中，使造像艺术的水平获得较迅速的提高。“秀骨清象”的造像式样正是南朝士大夫所欣赏的式样，北方各石窟的此种风格的造像，当是在南朝寺院造像风格的影响下而形成的，因此可以从石窟造像的面貌上了解到寺院造像的早期风貌。
唐代寺院造像仍有很大的发展。据文献记载，唐国都所在地西安城郊曾有许多寺庙。现寺庙建筑均不复存在，安国寺遗址出土过几件白石造像。估计大多数的寺庙造像为彩塑，在唐武宗毁佛的年代已被毁掉，只有少数石雕作品被埋在地下保存了下来。从西安安国寺遗址和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石雕造像来看，造形具有同时期石窟造像那种饱满瑰丽的特征，体躯健壮，刻划精到，理想的佛性和现实的人性统一于形象之中。在山西五台山有二处保存较好的唐代佛教寺庙及其造像，一是建于中唐的南禅寺大殿，一是建于晚唐的佛光寺大殿，二处造像均为泥质彩绘的彩塑。南禅寺唐塑有17尊，以释迦佛为中心，两侧排列着胁侍菩萨、弟子、天王和供养菩萨等。佛光寺造像有27尊，主尊为释迦、弥陀、弥勒三世佛，另有分置于两侧的弟子、菩萨、天王、供养菩萨和供养人像等。这些造像经过后代妆彩新修，但基本保持了唐代造像风貌。由于是地处偏僻的山村寺庙，南禅寺和佛光寺的造像的艺术水平不能代表唐代寺庙造像的最高水平，造型、气度甚至衣饰的表现均不及敦煌唐代彩塑，而当时文化中心地区的寺庙造像应当是高于这个水平的，因为从文献上可以得知唐代绘画大师吴道子曾常为佛寺作壁画，与之齐名的大雕塑家杨惠之和其他一些雕塑家都是寺院造像的制作者，他们的造像作品主要限于西安和洛阳两地寺庙。
宋代市民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寺庙造像的兴建制作更为盛行。寺院造像的题材在宋代以罗汉像和菩萨像最为常见，罗汉多以群塑形式出现，有16罗汉、18罗汉、40罗汉等不同数量的群塑。此时寺院造像所采用的材料为泥和木，妆彩的作用更加明显，石雕造像已很少见。山东长清灵岩寺罗汉群像是宋代造像的优秀代表。灵岩寺创建于唐代，宋人重修了寺庙并塑制了罗汉群像。
灵岩寺罗汉有40尊，刻划极为细腻，面部表情的表现尤为生动，或苦虑沉思，或清心冥想的心理活动能通过面部表情的变化真切地传达出来，写实手法的运用是比较成功的，没有流于琐屑。由于这些塑像在表现高僧性格气质方面具有独到之处，被梁启超题为“大下第一名塑”。宋代寺庙或家庭内供奉的菩萨造型非常优美，有一种可移动的木雕或泥塑菩萨像，坐式十分适意自然，这些作品多流失于美国和日本。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宋观音菩萨坐像之一就很有代表性，该菩萨作席地而坐的姿势，右手随意搭在支起的右膝上，左手臂放在一器具上，身子微微向后倚，整个形象给人稳定舒适的感觉。全像以木雕成，刀法简洁洗练，肌肤和肢体给人的感觉柔和自然而且富有生气，足见宋代木雕造像的技艺十分精湛，与泥质彩塑造像处于同样的水平上。此像的坐式为宋代菩萨像造型的常见形式，是菩萨被单独雕造、不再作为佛胁侍出现的一种造型样式，完全按现实人的美的特征刻划而成，毫无宗教的神秘意味。
苏州甪直镇保圣寺的罗汉群像是更具特色的宋代造像。该罗汉群像不像山东长清灵岩寺等处的寺庙造像那样平列于殿内四周，而是被安置在塑绘有岩石、溪流和树木的罗汉山上。保圣寺罗汉山与罗汉群像位于大殿的东西两侧墙壁上，表现为圆雕和高浮雕相结合的形式，由泥塑彩绘而成，大殿正中为作为中心的释迦佛三尊像。罗汉山与罗汉群的构图很富有创造性，按整个墙壁的规模进行设计，东西两墙壁各成一大构图，二构图之间以及与殿中心释迦像之间通过造型相互呼应，有完整的整体效果。罗汉群像与罗汉山的搭配十分和谐，作为背景的罗汉山表现为立体感突出、色彩丰富的自然形态的山岩、流泉和云树等，罗汉像以自然随意的姿势坐落于山水之间，或倚或坐，姿态各异，既有相互呼应的关系又很富于变化。这里的造像是中国独创的壁塑式样，体现了中国雕塑擅长表现开放空间的特点。罗汉造像本身亦颇具艺术性。为表现其与达摩有渊源关系的特点，罗汉形象皆深目高鼻，形似印度尊者，各尊罗汉静思修行的性格特点有着较深刻的揭示。雕塑的手法完全是民族特色的，罗汉形象饱满，衣褶纹线圆熟紧凑而毫无装饰意味，姿态和衣服、背景均与人物性格有一定联系，体现出中国民族善于刻划内在气韵的雕塑传统。
辽代和金代的寺庙造像在河北、山西和辽宁等省有较多的遗存。在河北蓟县独乐寺大殿内，有一高16米的辽代观音菩萨像，为泥质彩塑的作品，艺术处理上不及宋代菩萨造像。山西大同华严寺造像是辽代优秀的造像作品。华严寺分为上华严寺和下华严寺二部分，造像题材是传统的以佛为中心的群像，有弟子、菩萨、天王等像列置于佛的两侧。这批造像形象丰满，衣带纹饰流畅自然，以胁侍菩萨和供养菩萨的造像最为出色。胁侍菩萨作合掌而立的姿势，体态优美，表情含蓄。供养菩萨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面相饱满如童子，悬垂的衣带有较逼真的质感，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技巧水平。辽宁义县奉国寺也遗存有较优秀的辽代造像，主要是十余尊胁侍菩萨立像，与上述作品一样为彩塑作品，在神态刻画和造型表现方面颇有唐宋造像的风貌。山西、辽宁等地遗存的金代寺庙造像在艺术上呈退化趋势，造型繁琐且缺乏生气。
元代统治者提倡喇嘛教，但由于汉民族对喇嘛教形式的造像不热心接受，所以寺庙造像并不多见。北京西郊卧佛寺的铜铸卧佛为元代造像，形式依然是汉式佛教的，铜像长5米以 上，施有彩绘，铸塑工艺较精致，代表着元代雕塑艺术的成就。
明代大力提倡恢复汉民族文化传统，寺庙造像有较大的发展，几乎在各省都建有寺庙，现存有较有代表性的造像的寺庙主要集中在北京、山西、陕西和甘肃、四川等地。明代寺庙造像在题材上以罗汉、菩萨为主，此类宋代常见的题材在明代更成为确定的题材，寺庙内多专设罗汉堂，也对菩萨和供养人作较多的表现。菩萨比佛更接近于人，而罗汉和供养人已是现实人本身，因此罗汉、供养人和菩萨成为确定的题材，是佛教造像世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山西平遥双林寺遗留的明代造像最为丰富，有四大天王、十八罗汉和数尊供养人的圆塑作品，塑绘技艺较高;另外还有大型的壁塑，出现的人物形象达上千躯，展现佛国仙境和弃官求佛的现实生活场面，在艺术处理上生动活泼，富有创造性。这些造像堪称明代造像的优秀代表。北京广济寺三世佛和十八罗汉像，隆福寺十二圆觉像，护国寺天王像，圣安寺天王像和供养人像，西山碧云寺佛、菩萨、天王像等等，均为明代造像。天王的题材在明清寺庙造像中也较为常见。天王为护法部像，在印度佛教传说中佛界有四大天王，分别把守东、西、南、北四方天下。中国唐代石窟寺院一般塑造二天王为守护法国的神祇的代表，为手持宝剑和舍利塔等物的武士形象。宋代寺庙中开始有塑造四大天王的现象，但手中的持物等尚不统一。现在我们能在寺庙中见到的四大天王造像，均为明清时代的作品。在明清寺庙中，四大天王基本是不可缺少的造像，而且手中的持物已定型下来，分别为剑(清风剑)、琵琶、雨伞和蛇(或龙)，依次象征风、调、雨、顺，四天王的服装颜色也有着与此相关的寓义。赋予天王以使现世“风调雨顺”的功能，显然是出于世俗的民间信仰而并非真正的佛教信仰，因此明清天王造像盛行同罗汉等题材盛行 一样是由于佛教世俗化的缘故。明代寺庙造像除少量木雕作品外，多为泥质彩绘的彩塑，传统的彩塑技法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大体上来说，明代寺庙造像在题材扩大、一些具体技法运用方面有所贡献，而整个的雕塑水平不及前代，缺乏生动的内在气韵。
寺庙造像发展到清代，基本保持了明代的题材，而罗汉的阵容进一步扩大，塑有500罗汉的罗汉堂在寺庙中非常普遍，同时雕塑水平继续下降。清人尽量在罗汉等造像的外貌上增加变化，但给人的感觉却是生气全无的。清代寺庙造像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可以见到，由于距现代相隔的时间不长，造像保存得比较好。昆明筇竹寺罗汉堂的500罗汉是比较有特色的清代塑像，这些罗汉极接近于世俗人物的形象，而且所接近的是三教九流的普通人形象，不但宗教气氛全无，也不像宋代罗汉那样具有较清高的气质。造像的制作手法更加写实，不仅塑作和彩绘细致入微，而且许多罗汉的胡须均由真人的毛发作成，显得繁琐而缺乏艺术意趣。清代寺庙造像的风貌大抵如此。北京雍和宫是与皇室有关的喇嘛教庙宇，建于康熙年间，内有高18米的木雕弥勒佛像，由一完整的白松树干雕成，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巨型木雕造像之一，较有价值。雍和宫三佛殿中的三世佛和天王殿中的天王造像，在造型和处理上可以与明代的优秀作品比美。这些造像是清代难得的有一定艺术成就的作品。
中国的佛教造像由石窟和寺庙两个部分的造像组成，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大型人体造像，绝大部分见于佛教造像，佛教造像对世俗雕塑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传统世俗雕塑的技艺也为佛教造像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宗教造像除佛教造像外还有一些道教题材的作品。唐代以后在山西等地有一些道教石窟和庙堂(道观)，造像有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和玉女等题材，与佛教造像相比，这些造像规模小，艺术上无突出之处，因而不常被人注意，此处也无须详细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