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雕是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中最早的品类之一。虽然竹雕多为小器，但一器之微，往往穷工极巧，精雕细琢。所以竹雕历来是收藏者的珍爱之物，其与木雕、象牙雕、犀角雕合称为“竹、木、牙、角”。近几年来，明清竹雕作品的价格不断攀升，个别竹雕作品的成交价更是达到令人瞠目的天价。竹雕艺术品同书画作品一样饱含着浓郁的文人气息，随着对工艺美术认识的加深，鉴赏和收藏风气的日渐浓厚，人们开始对竹雕的艺术价值逐渐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
那些带有文人落款，凸显人文价值的精品之作在市场中率先启动。收藏有几个类别，比如说瓷器、玉器、字画等，没有被归入这些类的就叫杂项。现在，竹雕成为杂项中引人瞩目的艺术品。从材料的角度来讲，竹子这种材质非常易得，江南随处可见，一般的农户人家小院里都有一片竹林。竹子不昂贵，跟象牙、犀角这些比起来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竹子备受青睐。明代的文人、士大夫不仅画竹，写竹，唱竹，还种竹，养竹，并且亲自捉刀来字字成片，饱含文人心血的精美竹刻就产生了。
明代文人的竹刻艺术
竹刻所具有的精神内涵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明代中后期，竹器因为文人、士大夫的参与，形成独特的审美价值，进而成为一门专门艺术。至此以后，竹刻名家辈出，一直到正德、嘉靖以后成为一种专门艺术。
明代中期开始，竹雕工艺日益繁荣，当时盛产竹子的江南嘉定和金陵，成为明清时期竹雕艺术的两大中心。从而也诞生了两个比较有影响的竹雕流派：嘉定派和金陵派。金陵派的竹雕艺术不讲究精雕细琢，只依照材料的天然形态，稍加凿磨，主要技法是“浅刻”。这种刻法不仅有线也有面，刻出的景物可以再现出书画的笔墨情趣。嘉定派讲究的是“深刻”与“透雕”。嘉定派以江苏嘉定人朱松邻祖孙三人为代表，金陵派以金陵人濮仲谦为代表。以嘉定为中心的竹人率先开发出竹筒、笔筒等文房用品，这样，竹刻用品就带着强烈的文人文化特点，大规模地进入了文人的日常生活。
当时的竹刻名家主要是分布在江苏一带，这些竹刻名手不仅能用竹筒、竹片来做文房用具，还能够根据竹根的自然形态来做成人物、动物。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活跃在嘉定的朱氏一族。朱鹤，字松邻，是嘉定派的创始人，主要活动在嘉靖跟万历时期。他在竹刻当中融入绘画的技法，创造了深雕，远景线条非常清晰，近景刀法非常犀利，有鲜明的层次感，堪称嘉定竹刻艺术的奠基人。朱鹤擅长行草图绘，精于刻章。他的作品以透雕、深雕、高浮雕为主。他的刀法能够在寸许的竹木上刻山水人物、楼阁、鸟兽。
以南京博物院藏的朱鹤的高浮雕松鹤笔筒为例，风格非常质朴，气息苍古，代表着朱鹤初创竹刻的一种面貌，对后代的影响非常深刻。无锡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秘书左烨在无锡博物馆多年从事瓷器、玉器、竹雕等文物保管与研究工作。据左烨介绍，朱鹤的儿子朱缨，也叫朱小松，是朱氏三代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朱缨的隶书、篆书、诗画都是非常有功力。文献记载，他所刻的山川、云树、人物，人们会以为是唐代大画家吴道子所绘。
据了解，故宫博物院所藏有朱缨“小松款”刻的佛手圆雕香筒，于1966年在上海出土。该香筒用了平面的平刻、浮雕、透雕、留青等多种技法，苍松之下一男一女对弈，阴文刻“天台”二字。后有朱缨小松印，洞门前有一个女子手持焦扇，正在看一头鹿，还有仙鹤。朱稚征，号三松，小松之子。他被后世人认为是朱氏三人当中成就最高的。他所雕的器物像人物、蜜格、香筒、蟹、虾之类无不非常传神。
以故宫博物院藏的竹雕仕女的笔筒为例，仕女戴了一个风帽，手里面拿了一朵兰花。运用了透雕、镂雕、浮雕、圆雕等几种技法。“从三朱的竹刻作品中大致可以看出明代竹刻的特点，即人物比较短小，纹饰布满器身，松树呈半圆状，松林在树身上全都刻满。”左烨说,“在考究时，先看松针、松林、人物，再看雕刻技法，最后看包浆，若竹器包含上述几种元素，便可断定其为明代的产物。”左烨认为，朱氏三人的特点基本上都是吸收绘画经验，构图比较完整，而且留白适度，多层镂雕。
一个时代的艺术品离不开它的时代风貌，这种多层镂雕的技艺，都能够在玉器和其他工艺美术上找到相似的特点。如果说朱氏一族讲究的是深雕、镂雕，那么活动在明代万历时期，金陵的濮仲谦便是率意操刀，自然成器。《太平府志》曾记载他有巧思，以镂刻名世——“一切犀玉竹皿器，经其手即古雅可爱。”
从记载中可以看出濮仲谦不光是刻竹，还制玉，还刻犀角、象牙。濮仲谦的大璞不斫和浅刻为高古独绝。所谓“大璞不斫精”就是说随形略施雕琢，这个与一般刻竹不同，有比较高的艺术修养才能做，要能够提炼，因此能够继承这种技法的人不多。左烨认为，濮仲谦最有特点的就是他的浅刻和毛雕，这种浅刻法是一种阴刻，他的雕刻细如发丝。濮仲谦的作品传世很少，现在市面上可以看见的濮仲谦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清代晚期拓的伪款。
今天看到的这几件濮仲谦的作品跟文献记载的濮仲谦的特点不是非常符合。据了解，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濮仲谦根雕的松树形壶大约能够看一点随形出来，但却是镂雕、高浮雕、深雕作品。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濮仲谦的《八仙过海》笔筒，也是跟濮仲谦的阴刻毛雕的特点不符的，但是这件笔筒的云雾纹、云气纹、水纹的处理还是非常有功力的，而且层次非常鲜明，八仙人物非常生动，所以现在基本认可它是濮仲谦的作品。
清代文人的竹刻艺术
从明代的竹刻作品中，大致可以看到明代的风貌。随着时代的推移，竹刻的艺术风格因社会变迁发生了若干的变化。明代的竹刻构图一般都比较饱满，刀功深俊，线条刚劲，风格浑厚古朴，品种以笔筒、香筒为主。
到了清代，政治稳定，江南经济也逐渐得到恢复，竹刻已经从文人自娱自赏的层面脱离，开始产业化，即从竹刻自用与送礼，延伸到了出售等商业用途。文人的刻竹技法和表现语言空前强大，浅刻、浮雕、圆雕、透雕、留青各种技法交相辉映。随后出现了把清代的竹刻推升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的三个人物：代表浮雕一派的吴之璠、封氏三兄弟以及沿袭了阴刻技法的周芷岩。竹雕文化也通过这一代竹人把它的内涵、深度延伸。
“吴之璠是活跃在康熙前期的竹刻重要代表。”左烨说，“他精于行草书画，刻竹早年师法三朱，多用深浮雕、透雕刻竹，深浅多层，高叠处是用圆雕，低陷处用透雕，做的东西非常精工。他开创了‘薄地阳文’的风格，堪称一代先锋。
另外，他善于把书画作品的构图理念完美地运用到竹刻上，充分保留了物象立体的层次，疏密有秩，一改明代以来器身遍布纹饰的风格，和中国画的典雅非常贴切，非常有书斋气，因此大家公认他是三朱以后的第一高手。”据了解，上海博物院馆藏的“二乔笔筒”就是吴之璠的作品，采用的雕刻技法就是“薄地阳文”。吴之璠常常用浅浮雕来突出主题，留空四周作为背景，刻画只占全器的一个局部，其余部分都是用去地法把竹子的纹理露出来，任其光素。
即便是雕刻也是稍微勾勒几笔，这样就使宾主鲜明，虚实分明，素地上可以看到分外质朴的竹丝。精雕细镂部分经过经年的开磨非常光润，对比之下相应生色。所以吴之璠的作品一出来，大家都非常赞叹，乾隆皇帝看了他的竹刻以后就推崇备至，曾题诗曰：“刻竹由来称鲁珍，藏锋写像看传神，技哉刀笔精诚可，于吏吾当斥此人。”
由于吴之璠个人修养非常高，不仅能刻，还能制作粉本，因此吴之璠刻的《八骏图》到清代后来就演变成一种程式化的图案，再后来好多人都会以这个粉本来刻《八骏图》。吴之璠雕的《松鹰高士图》，画中的松树和明代刻的松树不一样了；《刘海戏金蟾》中用薄地阳文技法刻的松下高士的臂搁；《捕鱼图》也属吴之璠的“二乔笔筒”系列作品，这种二乔笔筒以后有很多都会以这个题材来雕刻，也反映出清代笔筒制作的竹雕当中一种程式化的现象。左烨谈到一些鉴定时的小技巧。她说：“明代的时候，竹刻的程式化图案是松下小景;到了清代，程式化的一种图案就是竹林小景。
如果看到这种竹林，而且采用深雕、透雕的雕刻技法，应该就可以判断出是清代的东西。”吴之璠代表的是浮雕一派，而以立体为代表的是封氏家族：封锡爵、封锡禄、封锡璋。这三兄弟是嘉定一带竹刻世家，其中康熙年间，封锡禄、封锡爵、封锡璋三个兄弟最为有名，封氏家族一直绵延到咸丰、同治年间都有刻竹高手。据了解，封锡禄、封锡璋同时被招呼进京供奉养心殿，自此以后竹刻艺人开始服务于宫廷。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个封锡爵的竹雕《白菜》笔筒，形态非常别致。底有封锡爵的款，题材非常新颖，刀法也非常工整。封锡禄擅长圆雕，传世作品绝少，其真迹有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罗汉像。
封氏三兄弟的竹雕作品造型非常新奇，圆雕非常精美，可以说与明代的三朱一脉相承，虽然他们的雕刻技巧不像三朱那么朴拙，但是用刀非常老辣，镂雕非常精湛、圆熟，细如毫发，自然生动。和封氏三兄弟同属嘉定派的周芷岩以南宗画法直接刻竹的途径，在当时竹刻界首屈一指，被时人形容为竹雕界的“杜甫”。据左烨介绍，周芷岩是嘉定派与吴之璠齐名的竹刻家。他在朱氏画法刻竹的基础上，更出新意，一变前法，通常以浅浮雕及平刻为主，不借画稿，以刀代笔直接在竹筒或竹片上刻山水、树石、丛竹，创造出凹凸皴法。这种技法即后世所称的“平地花纹刻法”，后来仿刻者极少。他采用的阴刻法，功力很深，所刻纹饰、轮廓、皴擦大多是以刀剜出。无论竹根、竹节，还是雕刻中的宽窄深浅、长短斜正、勾勒烘染等都是“神明于规矩之中，变化于规矩之外”。
其中画笔不能到之处，他都能以寸刀写之。因此他刻的山水树石、茂林丛竹，刀法变化多端，有的是平刀致如，有的是薄刀轻披，凹凸抑扬，纤细曲折。特别是他在竹壁上刻出的竹石图，自然流畅，极富笔情墨趣。山石的轮廓基本上是一刀剜出，竹枝苍劲雄浑，竹叶有如屈铁，所表现的各个时节的竹风，无不生动有致。他这种以南宗画法直接刻竹的途径，在当时竹刻界首屈一指。《竹人录》中以汉唐诗派比喻清代竹刻，又把周芷岩比作盛唐的杜甫，认为他是清代竹刻开创新法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