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象形青铜器和一般青铜器

    商，周青铜器，从形象上说，大多是类似某些动物形象的雕塑品。当时富有艺术才智的奴隶们，正是从这一意识出发，由生活现实中摄取各种不同的动物形象，创作出既是一件实用器皿，又是一件雕塑艺术品的象形青铜器。这种精巧奇妙的青铜器，从雕刻的性质说，它应是属于工艺装饰雕塑一类的艺术制作。现能见到的这类最早的虽为殷商遗物，但其肇始应上溯到原始社会的象形陶器，这说明此类创作的传统性。商代象形青铜器，多见的是象、犀、牛、羊、鸱枭等形象的尊、蚕等。周代的象形器，更是多种多样，仅酒尊一类，除多见的象的形象之外，更有虎、驹、鹰、凫等多种，现列举几件具有代表性的制作

如下：
    象尊。这是解放后出土于湖南醴陵的一件艺术性较强的商代青铜盛酒器。商代的奴隶主们对酒有特别嗜好，对酒器制作也非常考究。富有艺术才能的工匠奴隶们，把它设计为一个很有趣的长鼻大象，使饮者在品酒之余，还可以悠然地欣赏这件雕刻艺术品。象尊的形象写实而生动，为了加强其艺术性，作者不厌其烦地在象身各部雕饰出商代最多见的以云雷细纹作地的夔纹，饕餮纹浮雕，并在象的头额，鼻端，雕有小鸟作陪饰。鸟类停栖在大象的头、背上，也是现实中常见的现象，由于这一小小点缀，不仅富有生活气息，更增加了象的生动性。同时，象鼻高高卷起，在实用上，可防止尊中酒满溢出，在造型上又突出了象的生理特征，符合了既实用又美观的要求。这件象尊，体高仅23厘米，可谓小巧玲珑，如此精美的雕塑艺术珍品，便是出自三千多年前我国工奴奴隶之手的制作。
    牛尊。另——件属于商代的象形青铜器是1977年在湖南衡阳出土的牛尊，它是商代象形青铜器中又一珍品。尊身碧绿，在牛背注口盖上，雕一立虎作为盖，以牛口为流，通体饰以细致的云雷纹和夔纹，雕刻精美，造型逼真，是我国古代一件美好的青铜器制作。(参见1977年1月24日《光明日报》《文物与考古》)
    兕觥。西周时代的象形器，较为突出的制作，有出土于陕西的兕觥和牛尊驹尊等。觥也是盛酒器的一种名称，兕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瑞兽，形似牛，一角如犀。这件利用兕的形象制成的兕觥盛酒器，为兕的伏卧形状，四肢盘联成为器身，双目晶莹，双耳下垂，一角突起，巧妙地利用嘴部为器流。兕背开一注酒口，有盖可以开合。尤以利用兕尾作为器把，十分自然合理。器的周身雕饰有不同形象的螭龙纹，立体与浮雕手法并用，显得特别富丽灿烂。这件兕觥高约20厘米，出土于西周发祥地的陕西省岐山县，是西周前期较为典型的制作。
    牛尊。牛尊(亦称牺尊)也是出土于陕西岐山，与兕觥同是西周前期遗物。试与衡阳出土的商代牛尊相比，周代牛尊在形象上更趋写实。在牛背的注口盖上，塑造了一头小犊作为把手，在牛嘴流口处，特别加制一个壶嘴式的出槽。除牛头两侧和腿蹄外，其它各处，包括两只弯曲的牛角以及小牛全身，都满饰西周青铜器上多见的夔龙和饕餮纹。从整体造型看，它较之商代同一题材的作品更显得生动和具备神态。
    驹尊。值得特别提到的是驹尊，因为在象形青铜器中，极少见有用骡马形象的，这件在陕西省郡县出土的西周时代的驹尊，就成为“物以稀为贵”的珍品这件骡驹形象的青铜器，看去很象一件独立的动物雕塑品。驹身光素无纹，仅在腹部两侧雕有葵形纹饰，显得简洁朴素，这正反映了西周晚期的风尚和社会经济情况。
    牺尊。属于东周春秋时代的象形青铜器，较有代表性的是出土于安徽寿县的一件楚国器牺尊。所谓牺尊，原是商、周青铜器中用牛羊等动物形象以作盛酒器的统称。这里的一件是用的羊的形象，但把两只弯角变化为腹部的纹饰。从整体的造型来看，它是从圆鼎的形象演化出来的，更加以动物形象化，就完全改变了气质。
    匜和牺尊。在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藏品中，有一件用为取水的匜和一件牛形牺尊。时代一是春秋，一是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从这两件器物的形象上，可以看出古代工奴们在器形演变上的匠心。
    商、周、春秋时代的象形青铜器为数尚多，以上仅是例举几件比较典型的制作品。
    关于奴隶社会时期一般的雕塑制作，属于商代的，河南省安阳殷墟一地就很丰富，其它如偃师、郑州各地的商代遗址中，也有少量的陶塑动物出土。在殷墟出土文物中，有石雕、玉雕和陶塑各种人像、鸟兽以及虎纹磬等。解放前发现的一部分雕塑品，如囚徒陶俑、石坐人、石鸱枭和石虎等，现仅有照片可见。197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殷墟遗址附近发掘了一座保存完好的殷商贵族奴隶主墓葬，出土大批珍贵文物。其中青铜器就有四百多件，有枭尊、兕觥等制作精美的象形器。另外，更多的是具有雕刻艺术价值的玉石人像和鸟兽动物等约有五百多件。人像中有立体和浮雕的人和人头。据《殷墟考古发掘的又一重要新收获》一文(见《考古》1977年3期)介绍：“人物的发型服饰各不相同，有的跽坐戴冠，有的赤足盘发，衣纹清晰，腰带紧束……，出土这样多而完整的玉石人像，在殷墟还是第一次。”  “数十件动物雕像中，有象，虎、熊、牛、羊、马、猴、兔等兽类，鹰、鹤、鸱枭、鸭、鸽、鹦鹉等禽类，又有龙、凤、龟、蛙、蝉，鱼、螳螂等，品种繁多，形象逼真，雕琢精致，栩栩如生。例如象和龙的造型就十分生动。两只黄褐色的玉象，体肥耳宽，长鼻高扬；一条墨绿色的玉龙，盘身卷尾；……大理石水牛，长二十余厘米，遍身花纹，前肢卷屈，作伏卧状；三件三四十厘米高的带把象牙杯，雕刻得十分精细，其中两件，还嵌以绿松石。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据此，可以想见这一批遗物丰富而精美的情况。现就商、周时期比较突出的雕塑制作选介于下。
    陶塑奴隶囚徒俑。是解放前在安阳殷墟出土的为数不多的陶俑之一。这件陶塑，在手法上虽显得粗糙，但从神态表情上，却能看出作者是着重刻划了人物内心感情活动。由于双臂被反缚，脖子上带有枷锁，下躯也似用粗绳捆绑，即使在如此残暴的迫害下，仍表露出坚强不屈、昂首激愤的大无畏气概，使人们从极简括的形象中，感到可贵的反抗精神，因此值得珍视。只是按照当时是用奴隶生殉而极少制作俑像替代这一事实看来，这一商代奴隶俑似应属于常例之外的制作。
    石雕坐人。也是安阳殷墟出土的一件白石雕人物坐像。图版中是一人的正侧两面，从形象和神态上判断，其身分不像奴隶，而是一个倨傲的奴隶主?再从表示周身锦绣的纹饰来看，也不类被剥削的劳动者。商代的雕刻匠工们，抓住这样一个典型人物，进行如实的刻划，正和囚徒同样，给后来世世代代留下这件奴隶社会很好的阶级历史见证。
    玉雕双仔象。是1976年在安阳小屯附近殷墓中出土的多数玉石雕刻之一。两象同大，体长仅6.5厘米，属于小型雕刻，但形象写实，雕琢精致，周身饰有简单的云雷纹，标志了时代的特点。特别生动的是象的头部，长鼻卷屈，双耳下垂，从嘴部可看出它们是尚未长出象牙的雏象。两象的神情动态，都表现出一种逗人喜爱的稚气，是商代动物雕刻中艺术性较强的作品。
    玉虎和石鸬鹚。是和双仔象同时出土的商代动物雕刻之一。玉虎作伏卧姿势，鸬鹚则是就石块简单加工而成，两者的造型都很简练概括，但却生动的表现出各自的形象特征和习性。尤以那只善于捉鱼的鸬鹚鸟，在雕出整个体形部位的同时，特别突出了储存鱼类的鸟嗉部分的庞大，显示出以捕鱼作为天职的特点。从整体上说，它虽是一件高仅27厘米的小型制作，却具有大型石雕的博大气魄。
    玉人和玉人头。是安阳殷墟五号墓中出土的十多件玉石雕刻人像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件。玉人作跽坐形，高8.5厘米，周身饰饕餮兽面雕纹，头顶梳有发辫，头上身下都钻有小孔，可能为装饰雕刻物，玉人头，高仅2.5厘米，可以称得上小型雕刻，但颜面却富有表情。在三千多年前，身受奴役的雕刻匠工们，能把坚硬的玉石雕磨成这样饱含生活气息的形象，并且可以看出是一个劳动奴隶的生动形象，是难能可贵的。
    玉雕长角鹿。1975年在陕西省宝鸡茹家庄发掘了一座西周墓，其中除出土青铜器和装饰物，还有大量动物形象的小型玉石雕刻，其中有用玉片雕成的多种形态的鹿，姿态生动可爱。尤以其中的一只带有枝叉长角的公鹿，虽属小型雕刻，造型上也只能表现出简洁的轮廓，但鹿的机敏和以美丽的长角而顾盼自得的神气却被寥寥几刀表达丁出来(参看《文物》1976年4期34页图片)。
    关于西周时代独立的雕塑制作，按历史情况，应以当时国都所在的陕西长安一带为中心。陕西的凤翔、扶风，是西周发祥地，相信在今后的考古发掘中，对于西周雕塑制作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俑像雕塑，如按照奴隶社会中奴隶主们多用人殉的情况来看，商和西周以至春秋时代都缺少俑像雕塑制作的遗留，自应是意料中事。因为在奴隶社会时代，残酷的奴隶主，用奴隶殉葬，妄想永久占有，但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对于劳动力的需要，特别是在社会的变革中，由于奴隶阶级的反抗斗争，迫使奴隶主统治阶级不得不采用草扎、木雕或泥塑的俑人以代替人殉。所谓“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又“谓为俑者不仁”(《礼·檀弓》)。说明以泥土为车，以茅草为人马，用俑人作随葬早已有之。这也就是中国雕塑艺术史上有俑像雕塑的起始。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俑像雕塑应出现于春秋，战国及其以后的时代。
    就目前所知，关于春秋时代的俑像，仅有山东临淄春秋晚期的墓葬中出土有几件小型的陶质女舞俑，“虽然残损模糊，但尚可以看出人物姿态动作的生动而有力。”(《中国美术史教学提纲》第三章第三节——1979年中央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合编打印本)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巴黎出版的一本《中国雕塑艺术》专集中，曾收集有三件标为周代(实属春秋战国)的陶俑，出土地已无可考。其中之一左肩荷有布帛织物，从形态上看，似为少数民族商人。俑人衣饰朴素，神情生动，周身饰有细小花纹，在塑造手法上，与一般陶俑不同。周身花纹，似利用圆筒工具敲印而成，与春秋、战国青铜器花纹中多见的所谓“捺印法”是一致的，也有些类似原始社会的陶器制作手法。另两件武土俑，似为模制，手执兵器虽已毁失，但勇武的形象和神态仍很突出。其中一人，甲衣上也印有鱼鳞纹，这和后来秦始皇陵前所发现的大型铠甲武士俑相较，虽显得原始，却能以看出它是秦俑表现手法的先驱。
    春秋时代的俑像和一般的雕塑制作，文献上虽也曾有记载，但实际不仅是地上制作存留极少，即地下考古发掘的出土物，也是不多见的。而且在年代上，春秋虽占有近三个世纪，但由于它介于西周和战国之间，在文物制作上，如缺少文字纪年，则往往容易与前后混淆，如此，能确定为春秋时代的遗物就更少了。例如上述山东临淄春秋晚期墓出土的陶俑，也有可能是属于战国时期。又在1979年1期《文物》发表的关于河北平山中山国墓葬的发掘，在其出土的大量有关雕刻制作中，其年代虽定为战国，但从中山国的历史情况看，有些作品的时代，也有可能归属春秋。其它这类相似的例子还是不少的。
    关于文献记载中的春秋时代雕塑制作，如说；“吴王阖闾冢前置石人马”，“晋灵公冢室甚瑰丽，  四隅以石为攫兽，并雕男女石人四十余，皆侍立”。“哀王冢内置石床，左右妇人各二十，侍立，有执镜栉之像，有捧盘盒之形。”又“宋王偃铸诸侯之像列于屏侧”，“越王勾践命良工为臣范蠡制像，置之座前。”(分见《西京杂记》和《吴越春秋》)等等，看来似乎确有其事，这也只有待于未来的考古发掘来验证了。
    中国奴隶社会的雕塑，主要是青铜器雕塑，从其多式多样的造型上，可以看出是承袭并发展了原始社会的陶器塑造的优良传统，虽然两者的社会性质不同，制作者的生活条件和制作目的也各有区别，却都能发挥各自的特长和优点，成为雕塑艺术上的珍奇。奴隶社会的青陶器，包括象形青铜器，无论是造型或纹饰，多显示出一种威严、神秘或诡异的气氛，这正反映了奴隶主所施与奴隶们的阶级压迫和统治意识，它与原始社会陶器充满着轻快明朗的情调是全不相同的。
    中国奴隶社会的雕塑艺术其成就是卓异的，说明了中国古代人民对于文化艺术的伟大创造力量。身为奴隶的工奴们，即使处在残酷的阶级压迫下，仍能以其聪明才智，创造出灿烂的青铜器等雕塑制作，这在古今中外雕塑艺术史、工艺美术史以至科学冶金史上厂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呈现出绚烂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