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陵墓雕塑

   一、陵墓石雕
    (一)明陵石雕
元代在统一中国后，虽建都北京，但由于是发基于蒙古，  其历代帝王在死后都运回原籍安葬。关于元帝陵墓葬情况，文物考古界从来少有报导，即一般的元代墓葬，也报道很少。而元代以后的明、清两代，就大为不同了。
明代先定都南京，后迁北京。明朝十六代帝王仅第一代太祖朱元璋葬在南京，其它十五帝中有十三人葬在北京。其余二人，即第二代惠帝朱允炊在位仅四年，皇位即为成祖朱棣夺取，其本人死无葬所，又第七代景帝朱祁钰也是不知葬处。因此，埋葬在北京昌平县境的十三人，被称为明十三陵。
①  参看《中国名胜词典》90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出版
①只是从陵墓石雕来看，十三陵因陵地聚集在一处，虽然各自分踞不同的山麓坡地“风水”区，却共同使用成祖长陵前的一个陵道，因而仅置有以长陵为主的一组陵前石雕群，与葬在南京的明太祖孝陵石雕群在数量上相类似，但在造型风格上因有先后时期不同而有区别的。
    明太祖孝陵在南京中山门外钟山西麓，依山为陵。人工筑坟而不是像唐帝陵那样是以山为坟的。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既是一位开国皇帝，同时也是一位颇有作为的统治者。他死后的葬所，布局也颇特别，陵前神道成直角弯曲形式，即外陵门南向，而石雕行列，从陵门以内起，先是东西向，中途转折而北成南北向，最后再折向东，又折向北，才到达陵前的内陵门到享殿。现在的陵门和享殿均为清代修建，只有坟墓所在的宝城城楼仍保存原有面目，而清代重建的规模已远不及明代宏大。
    明孝陵前的石雕行列，在类别和数量上都和唐、宋两代有所不同。总的类别是瑞兽十二对，包括狮子、獬豸(古代瑞兽，形类鹿、狮混合体)、骆驼、大象、麒麟和翼马各两对。其形象是一对站立，一对跪卧；文武侍臣各两对，共八人，如以与唐、宋帝陵石雕相比，明陵多了獬豸、骆驼、麒麟，而缺少朱雀(唐陵)、马头鸟身的瑞禽和形似犀牛的瑞兽角端(宋陵)，以及唐宋两代同有的蹲狮和外国客使。而宋陵的护陵将军和内侍雕像，明陵也是没有的。所有以上这些不同的变化，当然是和不同时代的不同风尚，尤以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和爱好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雕置在北京明十三陵即以成祖长陵为中轴线的石雕群，种类和数量以及列置的先后顺序，都是与明孝陵一致的。即由外陵门起，首先是建在陵道中心的碑亭，其次是华表一对分立于左右石雕行列之前，以下的顺序即是立狮、跪狮、立豸、跪豸，再下就是驼、象、麟、马，接着武臣、文臣。只是在体积上，十三陵石兽不及孝陵显得魁伟高大；从造型手法上看，十三陵石雕不论是石入、石兽，都表现出一种华而不实，缺乏内在的精神活力，而且比之宋陵同类石雕也有逊色。如十三陵的狮子不论站者或蹲卧者，都显得玲珑精巧，仿佛类同玩具，而且也似乎缺乏石头那样的重量，更说不上雄强劲健的气魄了。如拿其立狮与唐顺陵立狮相类比，那将是无法比拟的。即使与宋陵立狮相并比，如宋太宗永熙陵或宋神宗永裕陵的立狮，都表现出一种劲健的气魄，而十三陵立狮已看不出这种造型上的优点，，蹲狮和立象就更逊一筹了。但明孝陵石雕群所表现出的精神面貌却与十三陵有所不同，首先在造型上，它所体现的是雄大浑厚、体积丰硕而富有感染力，反映出明代初年中国统一以后所应具有的博大坚实的气魄和朴素而又洗练的艺术特点。特别表现在明孝陵的大象和骆驼的造型上，就更为明显。明代在建国初期，曾有一切典章制度向盛唐学习的号召，实际从明初的一些雕刻或雕塑制作的造型上，也是很可以体现得出的。
    ①  明十三陵名次：1．成祖朱棣长陵；2，仁宗朱高炽献陵；3．宣宗朱瞻基景陵；4，英宗朱祁镇裕陵；5．宪宗朱见深茂陵；6．孝宗朱枯樘泰陵；7．武宗朱厚照康陵；8．世宗朱厚熄永陵：9．穆宗朱载里昭陵；10．神宗朱翊钧定陵；11．光宗朱常洛床陵；12。熹宗朱由校德陵；13．思宗朱由检思陵．
谈到明代的陵墓石雕，特别是属于帝王陵前石雕群，除南京、北京外，还有可能不大为人所知的明祖陵和明皇陵石雕群。明太袒朱洪武(字元璋)是安徽凤阳府人。在他登上皇位后，为了荣宗耀祖，对于死在家乡的祖父母和父母墓地，也尊封为“祖陵”和“皇陵”。并在陵前大建石雕仪仗群，而且所置石雕群的数量超过了孝、长二陵。明祖陵葬于今江苏省洪泽湖边的泗洪县(归属凤阳府)，皇陵则在凤阳。
凤阳明皇陵(即朱元璋的父母葬地，一说仅母一人)，位于县城西南约8公里。由于是在县城之南，因而墓的方向是北向而不是南向，这是一种不寻常的事。其次墓前建置的石雕群，由外向内是：麒麟二对，狮、獬豸各四对，华表二对，仗马和御马官(二人)二对，虎和羊各四对，文臣、武臣、内侍各二对，以上合计是瑞兽三十六(仗马、华表未计)，侍臣十二(御马官未计)，比之孝陵、长陵都是多了三分之一，即华表也是两对而非一对。这种超额的石雕，很可能与当时派出的建陵专使故意夸耀，借以增高皇家祖坟威势有关系。但如此，必然加重了对凤阳农民的沉重负担。
凤阳皇陵石雕群，在体积上小于孝、长二陵。且处理形式除麒麟为四腿直立以外，其它兽类全为蹲坐，孝、长二陵所见的一跪一立的形式，都不见于凤阳。这种仪式的不同，是否与陵的性质不同有关?因为凤阳祖陵虽称“皇陵”，但并非惟我独尊、天下一人的皇帝，所以石兽的体积和形制应有不同。至于凤阳石雕群的造型风格，是接近于单纯古朴的一类，这当然是由牛雕工的技艺或时代较早的原因。
    明“祖陵”葬的是朱元璋的祖父母，葬地与皇陵不在一地的原因，是由于朱元璋的祖籍最初是从泗洪迁到凤阳的，所以老家是在泗洪。那里离洪泽湖很近，由于湖的地理变迁，现陵地已浸在湖边，陵前石雕群完全被湖水冲倒，—部分已淹没在泥沙之中。1963年《考古》月刊第8期曾发表过一篇《明祖陵》的调查文章，对倒在泥沙中的石雕群，作了详细的报导。得知明祖陵与明皇陵两处的石雕群在布局和数量上完全一样，所不同的仅是祖陵是南向，  皇陵是北向，这是由于利用地势而形成的。在石雕的雕刻艺术方面，根据“高约2，2米的石狮八对(已倒地)，造型雄伟壮健，较之明孝陵石雕则显得生气勃勃，风格近于唐、宋诸陵；倒地断折的石望柱(华表)，高约6米，八棱，满刻卷草花纹……与孝、长二陵为六棱刻卷云纹者迥然不同，乃仿自巩县北宋诸陵，……某些细部似仿唐乾陵。”(见《考古》月刊的评价)。明祖陵的石雕像可能由于雕刻匠师的水平较高，以至似乎超出于其它明陵石雕像之上。但十分可惜的是，这一批较好的明代陵墓石雕，已全部倒毁，虽仍有一部分完整者，看来想把它”陕复旧观是难以做到了。
    属于明代的陵墓石雕，除帝王陵地以外，各代帝王还有各自的皇陵，如明代第十代皇帝，世宗朱厚熄虽是继武宗为帝，在即位后追封其生父朱祜杭(兴献王)为恭熄献皇帝，并号其墓为“皇陵”，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为营建陵地于湖北省钟祥县城东的松林山，陵垣占地六百亩，四周围以朱色高墙，陵前用石板铺成长达一千三百米的神道，左右对称列置华表、  蹲狮  猢豸、骆驼、象、麒麟、跪马、立马各一对，武将、文臣各二对，在围绕坟墓的茔城城头上，用汉白玉雕成九十九个巨大的排水龙头，雕工精巧，殊为：比观。这样的仪卫雕刻阵容，比之凤阳、泗洪两地皇陵，虽然在数量上少了一些，但仍是袭用孝陵和长陵的制度而设置的。至于雕像的风格，由于时在明中后期，当然比之孝长二陵有所逊色。另外，皇室贵族和官僚地主的墓地，也多有雕置石人马的制度。明太祖朱元璋，曾封他二十四个儿子分驻各省为藩王，因此成为皇室定制，世代相沿。他们本人及其子孙，死后的墓葬，也都是很奢侈的。尤以藩王本人的墓葬，有的几不亚于皇帝，现仅列举其一例：
    分封在河南省卫辉府的第十三代帝王明穆宗朱载垦第四子朱翊钧，封号是潞简王。死后葬在今新乡市以北的凤凰山，那里是一处著名的风景区。其墓区占地八万多平方米，一切布局，基本上是摹仿北京明十三陵的帝王陵墓而建的。墓道最前端建有石牌坊一座和华表一对，这是帝陵前必有的设置，由石坊向内，为神道左右的石兽行列。从石雕的类别说，潞简王墓前的石兽，比之帝王陵前还要复杂多样，即除了狮子、獭獬、骆驼、象、麒麟、马等六种之外，还有羊、虎以及其它不知名的瑞兽共十四种之多。所不同的是，每种只有一对，其形象多为跪卧或蹲坐，仅大象是站立的5至于侍臣像，仅有文职服饰者四人。雕像的体积，高者2.77米，矮者1.55米，①这和十三陵石雕也是相类的。只是在石雕的造型风格上，由于它是明代末期的制作，不免显得手法拙稚，拿它与明十三陵或凤阳皇陵同类石雕相比，自有一定的差距，而且显然是出自地方石工之手，不可能与帝王陵前是集中了全国各名工巧匠的高手所雕制者相提并论。
又据了解，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桂林市东郊尧山，有一处明代藩王江靖王朱守谦(朱元璋的从孙)后代的“王墓”群。在南北十余公里，东西三四公里的墓区内，有王墓十一座，王室墓百余座。王墓筑有内外围墙，墓前有华表、石兽、石人行列，现仍部分保存，并以“雕工精巧，造型浑厚”见称。    
(见《中国名胜词典》)由此足以说明，明太祖二十四个儿子封在全国各地的藩王墓，或者如明世宗生父一类的明“皇陵”，当不止以上几处。再加上贵族官僚们的墓前所有，则散存在国内各地的明代陵墓石雕像，当是极其丰富的。如西安市南郊有几处明墓，墓前即遗有石人石兽雕像。
在明十三陵石雕艺术制作中，除石人、石兽以及华表、石牌坊所附有的装饰雕刻以外，更有每一陵丘前所建有的隆恩殿(享殿)前石阶中心“御道”上的龙凤琼墀或琼阶石雕，一般多是用长十多米，宽二、三米的大条石雕成为龙凤祥云等纹饰，在宫殿建筑装饰雕刻方面，它是很突出的。河南新乡的明潞简王墓，也有隆恩殿和石雕御道，尤以潞简王墓左侧他的爱女己赵氏墓所雕琼阶石，雕工特别精致。但如从雕技来说，以与明帝陵同类雕刻相比，当然仍是有很大差距的。
    (二)  清陵石雕
清代的帝王陵墓分散在北陵(辽宁沈阳)、东陵(河北遵化)和西陵(河北易县)，实际清代的祖宗共有三代都追尊为皇帝，第一代肇祖(永陵)葬于清代发祥地兴京(今辽宁新宾)；第二代太祖努尔哈赤(福陵)，第三代太宗皇
①  参见《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3期太极(昭陵)，都葬在沈阳郊区。以上三陵可统称北陵，以与葬于河北省的东陵，西陵相并称。北陵中的昭陵和福陵都有数量不多的石兽雕刻。列置在昭陵前的石兽行列，共有六对，由外而内，其顺序是蹲狮、卧麟、蹲豸，立马、卧驼、立象，但没有文武侍臣，又在最前方的石牌坊之外，隔玉带桥另有蹲狮、华表各一对，以与河北省的东、西陵相比，昭陵石兽在数量上显然是不曾按照定制而雕置的。
清代东陵，位于河北遵化县城以北的马兰峪山区，那里主要葬有清开国皇帝顺治(孝陵)、康熙(景陵)和隆盛时期的乾隆(裕陵)以及咸丰(定陵)、同治(惠陵)等五个皇帝；另外还有顺治的生母孝庄皇后(昭西陵)和咸丰的两个皇后，即东太后慈安、西太后慈禧均称(定东陵)，五个皇帝的陵墓，除同治惠陵和孝庄皇后昭西陵在单独划定的地区以外，其它四帝都是依山筑坟，其位置是以顺治孝陵为中心，康熙、乾隆二陵分在左右。咸丰陵又在乾隆陵之右。由孝陵而南，直到最远处的大石牌坊，形成一条长达5’公里的中轴线。这种陵垣布局，在很大程度上，是仿照了明十三陵的，但在陵前石人兽刻的布置上，却又有不同。十三陵只有共同的一组石雕群，而清东陵则每一帝陵各有独自的石雕行列。且在数量上有所差别：即顺治陵前与明十三陵同样是石兽十二对，石人六对，共十八对，乾隆陵前仅有石兽六对，石人二对，共八对3可是早于乾隆的康熙陵前，却只有石兽三对(狮、象、马)，石人二对；咸丰陵与康熙陵相同；同治陵前则无石雕。  (同治与道光、光绪，同为清后期皇帝，所以未置仪仗)这种不一致的原因，仍是以顺治孝陵为主线所形成，  同时与康熙、乾隆的沽名钓誉，提倡节俭也可能有关系。
位于河北易县以西永宁山区的清西陵，葬有四个皇帝，即雍正(泰陵)、嘉庆(昌陵)、道光(慕陵)和光绪(崇陵)。其陵地布局，大致与清东陵相类似。但就陵前石雕说，清西陵又与东陵有所不同。即石雕行列仅有作为中心的雍正泰陵和嘉庆昌陵前的二组。而陵垣最前方不仅石建牌坊有三个之多，而且在坊内“大红门”前还雕有一对瑞兽石雕，  这是清东陵所未见的。其它的道光慕陵和光绪崇陵则一东一西，相距都在十多华里以外，由于地势的关系，陵前未雕置石人、兽行列。只是清西陵在雕刻艺术上，尤以建筑装饰雕刻方面，仍然有它突出之点，那就是道光皇帝慕陵隆恩殿(享殿)的木雕。慕陵位于雍正陵西南约十华里，由于地形的限制，陵的规模不大，但在建筑上却特别考究。隆恩殿和左右配殿，纯用上等楠木建造，不施油漆彩画，所有殿壁隔扇、梁柱和全部天花板，全是精工雕制的龙凤飞云纹饰，艺术气氛极为浓厚，虽属清代后期的制作，在建筑装饰上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
    以上多是就清代陵墓石雕刻的布局作出介绍，关于清北、东、西三陵的陵前石入、兽雕刻的风格问题，还未曾论及。对于三处清陵，著者曾于1959年和1974年实地调查过。在当时的考查记录中，对于北陵有“昭陵前石兽行列，与明十三陵相比，规模既小，石兽体积也小得多，且形象萎缩，缺乏力量”；对于清东陵则是：“清东陵石人兽雕刻，与明长陵同类制作相对比，在艺术手法和整体的造型上，前者都有逊色。主要是失去了强劲的坚实感，表现为一种颓萎无力的神态，使人感到好像是一件件桌上之小摆设，缺乏大型石雕刻的厚重，坚实的气质。”虽然雕在顺治孝陵前的十二对石兽，在总的造型上，比之乾隆裕陵前的同类制作，显得敦实一些，特别是獬豸的造型，似可与明陵媲美。但其它的狮、驼，尤以立马、卧马的造型是与大型雕刻很不适称的。至于裕陵石兽，则明显表现为一种纤巧的样式，雕刻的技艺虽然达到了精工细雕，只是形象难免空而不实，更缺乏应有的生气。在写实技巧上，清陵石雕，尤以石人像显然比明陵有所发展。清盛期的裕陵石雕尚且如此，裕陵以后的各帝陵就可想而知了。乾隆是清朝最兴盛时期，按照封建时代的社会发展规律，每一个朝代都有兴盛和衰败时期。乾隆虽属兴盛期，但如从整个封建社会来说，清代与唐代、宋代以及明代相比较，事实上是逐步走向下坡的。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时代距今不远。其历代帝王的陵前石雕在中国古代陵墓雕刻中的地位虽不甚重要，但如果是为研究清代与其以前各个时代的对比，尤其是研究清代二百六十年中中国雕塑艺术风格和雕工技艺的高低变化，都有必要加以比较，并对于各个帝王的在位历史年代有所了解，为此再列表如下：
    始祖  一、肇、兴、景、显四祖的永陵，葬辽宁新宾县启运山南麓。葬努尔哈赤的父、祖父、曾祖父、高曾祖四代，陵前无石雕像。
    始祖  二、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葬辽宁沈阳东北郊。陵前石雕瑞兽四或六对。
    始祖  三、太宗皇太极的昭陵，葬辽宁沈阳市北郊。(现为北陵公园)。陵前石雕瑞兽六对，陵道前另有蹲狮一对。
    帝陵一、世祖顺洽(福临)，在位十八年(公元1644一)661年)孝陵，葬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清东陵，陵前石雕瑞兽十二对，侍臣六对(在东陵中轴线上)。
    帝陵二、圣祖康熙(玄烨)在位六十一年(公元1662年一1722年)景陵，葬河北省遵化县清东陵，陵前石雕瑞兽三对、侍臣二对。
    帝陵三、世宗雍正(胤祯)在位十三年(公元1723—1735年)泰陵，葬河北省易县城西永宁山清西陵，陵前石雕瑞兽三对，侍臣二对，陵道前另有瑞兽一对(在西陵中轴线上)。
    帝陵四、高宗乾隆(弘历)在位六十年(公元1736—1785年)。裕陵，葬河北省遵化县清东陵，陵前石雕瑞兽六对，侍臣二对。
  帝陵五、仁宗嘉庆(颐琰)在位二十五年(公元1796年一1820年)。昌陵，葬河北省易县清西陵，陵前石雕瑞兽三对，侍臣二对。
    帝陵六、宣宗道光(曼宁)在位三十年(公元1821—1850年)。慕陵，葬地同仁宗陵。陵前无石雕仪卫。
    帝陵七、文宗咸丰(奕泞)在位十一年(公元1851—1861年)。定陵，葬河北省遵化县清东陵。陵前石雕瑞兽三对，侍臣二对。
    帝陵八、穆宗同治(载淳)在位十三年(公元1862—1874年)。惠陵，葬河北省遵化县清东陵。陵前无石雕。
    帝陵九、德宗光绪(载括)在位三十四年(公元1875—1908年)。崇陵，葬河北省易县清西陵。陵前无石雕仪卫。
    帝陵十、宣统(溥仪)在位三年(公元1909年一1911年)
  二、墓俑雕塑 
    (一)  元代墓俑
    元、明、清三代由于是进入封建社会的后期和末期，尤以明、清两代城市手工业经济发展所促成的社会思想意识的转变，  不仅是宗教信仰较之以前逐渐淡漠，即对于死后的墓葬礼仪，特别是对于随葬的俑人，由于早在宋代就兴行纸扎人马送葬，以致土、木、陶、石等俑人的制作更少。元代的统治者是来自塞北蒙古的游牧部族，刚强自尊，对于蒙族的一切风习制度及衣冠服饰，也多保留在他们的丧葬中。更由于统治阶级所抱有的民族岐视，以致在一般的贵族官僚墓葬中，随葬俑人也多用蒙古人像，间或有少数采自中亚的“色目人”，①这在元代一般墓俑中是常见的。只是在考古发掘中，各地区出土的元墓为数不多，而且有的无随葬俑。如六—卜年代在山西、辽宁、江西、河南等出土的少数元墓，均未见俑人出土。五十年代初期，陕西西安附近曾出土有一座耶律世昌的墓葬，墓中一组灰瓦色陶质俑人，有马队和男女侍从等。所有人物，都表现出蒙族的形象。不论从脸型、服饰以及姿态动作，都明显地看出蒙古人民所具有的朴实、刚毅、勇敢的性格。在塑造技法上，虽显得简单，但交代明确，更能以抓住人物的典型形象，并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代造型艺术的地方民族风格。
    1956年陕西西安南郊，出土一座元代初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曾做过南宋节度使的段继荣的墓葬。墓室不大，为夫妇合葬，虽仅出土有男、女侍从陶俑十二件，但塑作技术较好5另外的陶马车一辆，马和鞍马八匹，都具有虎虎生气。八件男俑和四件女俑，均蒙古装扮，如其中一提壶男俑，从衣帽穿戴到神态脸型，一望而知为性格强悍的蒙族人民，特别是两腿叉开的站立姿式，是任何其它时代俑人中没有的。不仅是男俑，女俑也多是如此。而这一墓中出土的女俑，塑技和造型都有较高的水平。四件女俑，服饰装扮各不相同。如其中一服装整齐、拱手站立、颇类似主妇身份的女俑，不仅比例合度，姿态表情也自然而富有生气，而且塑作手法细致，衣裙棱角分明，是一件艺术性较高的人物雕塑佳作。
    这一墓的随葬明器，有一件高20厘米的陶灶模型，结构虽甚简单，但如从艺术造型上说，是一件很好的雕塑作品，而且也表现了元代蒙古族豪放不羁的气质特点，虽然是一件无生命的器物，但当塑工塑制它时，由于时代的精神感染，仿佛可当作一件有生命的东西来进行“创作”，这是很有可能的。所谓时代风格或时代精神，是可以从多数当代工艺美术品制作上体现出来，这已经是美术考古上的通例了。
1978年，陕西省户县出土贺姓官僚祖孙三代的三座墓葬，共有男女墓俑七十多件，马、驼和其它动物三十多件。在五十件男俑中，有九件骑马俑，一件骑驼俑，十九件卫士俑，一件武士俑。但骑马者似非仪仗侍从，多为墓主家族出行，狩猎的装扮、穿戴的仍是蒙古装，有的还挎有腰刀，形象生动，颇具神态，骑驼俑则是一髯须高鼻的胡籍歌手，正坐在驼背上击鼓高歌，神态昂扬，从容自得，形神之生动，几可与较好同类唐俑媲美，座下骆驼亦极富有装饰性，与其本性的迟钝也正相适称，另外的一件卧地反刍的陶牛，神态生动，可说是元代一件有代表性的好作品。男女侍从俑的穿戴和梳妆，虽都是蒙古袍褂或左衽衣裙，但仍是形式多祥，尤以十九件女侍俑，在发式上几乎人各一式，有挽髻、盘髻、单髻、双髻以及双辫等种种不同样式，而且所塑出的浑朴憨厚的形象性格，一看就知是蒙族妇女。
①  元政府实行种族歧视，分治下人民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蒙人地位最高，南人(江南和南宋遗民)最低贱，所谓色目人，意为各色人，包括西域，中亚各国人．
    以上的三处元墓，虽然都是在陕西省境内，但就蒙族墓室中的随葬俑人采说，尤其侍从俑，三处都是同类样式，即男俑多两腿叉开，神态倔强，女俑也多是形象轩昂，很少有绮丽婀娜之态。这大约就是元代墓俑因种族不同而形成的一种特点。至于在时代风格上，它虽是上承唐宋俑而来的一个短暂时期，但却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和时代精神。
    元墓俑中的色目人的形象，除上述户县出土的那件驼乐胡俑，在五十年代初，  山东济南凤凰岗出土了一座元墓，墓室中有两个中亚胡人俑，从身份上看，显然是墓主人的仆从，其中之一手足残损，塑工运用了简括的手法，刻划出特定人物的典型形象、性格，其塑作技巧，都和上述户县以及西安出土的元墓俑是一致的。
    (二)  明代墓俑
    就全国范围说，明代墓葬出土的俑虽较元代为多。但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8年编印的《中国考古学文献资料》公布的田野考古统计，从新中国建国初期到1966年止(中国田野考古最高潮时期)，全国各地共出土明墓近六十处，其中有随葬俑人者仍居少数。现就具有代表性的有随葬俑人的明墓列举数处：
从明墓俑人出土的数量上说，六十年代发掘出土的明万历皇帝定陵，随葬木雕侍从俑人颇多，但因大半朽残，已失去艺术价值。由此可知，明代由于木雕技术发达，用木雕俑人随葬的明墓不少。其俑人保存较好者，为1960年上海市出土的两座明上海大族潘姓兄弟墓室。两墓都是夫妇合葬，随葬明器以木雕俑人和木雕家具较为完美。木俑约五十件，分乐舞、仪仗、侍从、杂役以及侍童等，均雕制精工，人物生动，且保存较好，未有朽损。如其中的乐俑和侍从俑，各有不同动态，形神并优异。说明上海地区，明代轻工业已很发达，所以才能有手艺高超的木雕艺人雕制这样一批优秀的木俑艺术作品。
在陶俑方面，也是1960年，河北省阜城县曾出土一座明代嘉靖年间吏部尚书廖纪的墓葬。原来在墓前雕置有石人、石马等仪卫，今多倒没。其墓室结构特殊，一如秦、汉大墓，在墓室前另挖有俑坑一处，内列置陶塑画彩的俑人、仪仗、轿马行列以及居室模型，  厨灶用具等生活用品。  仪仗行列分左右两队，  一队吏部，一队为兵部。两队人物执司相类，每队前列鼓乐骑俑四对，后为仪卫骑俑四对，最后为八人抬的暖轿或“显轿”(类似今天的四川滑竿)，轿的左右各有扶轿侍卫二人，又在鼓乐骑俑行列中，夹有骑卫一人，在仪卫骑俑中，夹有鞍马一匹，牵马卒一人，且仪仗骑俑都背有“吏部”或“兵部”的木牌。这就使人物身分能明白无误。另外，在居室厨房中，还有执行劳役的女俑二十二人，共同组成为明代官僚贵族居尊生活的一个缩影。
    在俑塑艺术方面，这一处陶俑体积比一般的墓俑大(高约40厘米)，烧制的火候也较高，几类于瓷塑，加以周身画彩，制作亦精。所以其艺术价值要高出一般的明代墓俑之上。
以陶俑见长的明墓俑，还有早在五十年代初在西安出土的明墓俑，其雕塑风格也很真实生动，所塑一执瓶侍女和一歌舞伎，都表现了世俗装扮的时代风貌。又在1958年出土的江西省南城县明藩王之一益庄王朱厚烨与其妃合葬的墓室一座。随葬陶俑共二百零二件之多，有仪卫、侍从、女侍、乐队等，形象和样式多种多样。如男女侍俑“或抱水壶，或捧粉盒，或持脸盆，或取手巾”，而伎乐俑则“或弹琵琶，或拨月琴”。①一墓中的俑像多达二百以上，除明定陵外，还是少见的。而且多数形象生动，比例适度。尤其是一些男侍俑和伎乐俑，其衣冠装束和动作表情，都达到了高度的写实，人物体积虽小，但神态毕具。以与宋、元两代的同类俑像相比，显得更具有世俗的生活气息。
与江西明藩王朱厚烨墓同一性质，并同一类型的明皇室贵族墓，还有1970年在山东邹县和曲阜交界的九龙山发掘出土的明藩王(鲁王)朱檀的墓葬，随葬品也非常丰富。
    朱檀是朱元璋第十子，封到山东为鲁王，死后当然得到厚葬。但其墓室规模未见报导，只知有随葬木雕画彩俑多至四百零六件。马二十四匹，马车三辆，在数量上比朱厚烨墓更多一倍以上。在《文物》曾刊有一张俑人照片，从照片中隐约可以看到，俑和马都是神态生动，在造型上也似胜过上海潘氏墓的木雕俑。如照片最前列驾车的辕马和两个御马者，都昂扬作势，显示威风，在一般俑人中是颇少见的。根据报导，这四百多件明代木雕彩画的俑马，都己由山东省博物馆收藏，这是明代木雕艺术的珍品，值得珍贵。
    (三)  清代墓俑
    新中国建国以来，全国兴起基建工程高潮，各省各地在此间出土的古墓葬其数量之多，是难以统计的。但对于距离我们今天较近的清代墓葬，文物考古界却极少报导。清代由于更盛行用纸扎冥器送葬，因而从葬的俑人，比前代更为少见。记得在五十年代中，偶然在北京北海公园参观北京市文物处展出的出土文物中，有几件彩绘瓷人，体积类似墓俑，当时认为是清代俑人，曾几次要求给予照片作为研究资料，均以尚未公开发表而遭拒绝。至于这几件瓷人的来历，就无从探得了。就一般的情况说，清代应和明代相类似，民间虽多以纸入送葬，但皇室贵族，显官富户的丧葬，仍是以泥、木俑人为贵重，明代万历定陵和山东明鲁王墓、江西明益庄王墓，就是很好的例证。但清代最兴盛的皇帝乾隆和后期的光绪帝，最近将他们的墓室地宫开放后，却未见到有提及俑人之事，是否与明帝陵有别而不用俑人，尚有待于了解。只是1982年第二期《文物》上，刊出了清代初年屯镇广东边防将军吴六奇墓，出土的一组近五十件陶俑，说明清代还保存了以俑随葬的制度。
    据记载，吴六奇原为明末南迁后偏安王朝的总兵，因反戈降清得到清王朝的重用，死后赐一品仪卫营造墓葬于广东大埔县城郊，随葬陶俑也特别精巧。五十件俑人，包括女侍俑十四、男侍俑三、  侍吏俑三衙役俑一、  仪仗俑七、传令俑四、乐俑一，以上这些俑人连其它的什物模型，分类装放在一个葬具箱中，与墓志一起埋于墓室，因此保存得完整无损。
    这批陶俑人的艺术造型，如按时代说，它应和清陵石雕像同样是形神萎缩的。可实际并非如此，这一批俑人却塑制得非常精丽，其艺术手法，似乎要高出于元、明墓俑之上。不仅是体躯比例适称，而且眉目清秀，神态如生，衣纹塑法也细致流动，富有变化，尤以个别女侍俑，形象秀美，周身衣纹简洁自然，可以与同时代的牙雕仕女或观音像媲美。这种高超的塑技，无疑是出自一位名匠之手。广东是素以习：雕驰名的，有名的潮州木雕也以精细工巧见胜，雕塑于广东、大埔的这一组墓俑，是和上述的传统雕刻一定有渊源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