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我个人的艺术道路，还得从小说起。我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少儿时代受环境影响，对书法、绘画产生兴趣。到了中学，接触的面广了，看到的书多了，这时对音乐、文学、戏剧、体育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记得一本“约翰克利斯大多克”使我非常着迷，莎士比亚的诗剧使我爱不释手，我担任过学校乐队的指挥，郭沫若、艾青的诗我能背出多首，足球场上少不了我的身影------，以后又迷恋上了油画。但是，经过高中、大学、文革，几十年绕了一个大圈子，以后，还是又回到了书法、国画上来了。
在北京时，书法开始了比较正规的学习。我和刘炳森都是拜郑诵先先生为师，郑老是一位极有学问的老人，读书和写字是他生活的全部，他指导我学习书法。在隶书和魏碑上我下过很的大功夫。特别钟爱衡方碑、武荣碑、石门铭、张玄墓志等；行草研习二王、米芾、王铎等。当时一人独居北京，沉浸在书法之中，也未觉寂寞。这段时间的苦学，为日后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行草，它能发挥我的情性。国画开始是随郭传璋老师学山水，以后又随胡爽庵先生学画虎，又相继不断的到叶浅予、吴冠中、李苦蝉老师家中求教。回想起这段时间，可以说是疯狂求学。到1974年回南京以后，书法拜师武中奇、林散之，国画投奔李味青、赵良翰二位老师，主攻花鸟画。
到了文联，我工作很卖力，由于生性热情、真诚，受到诸多同道的赞许。也被一些领导看中，委托我做些组织工作。70年代末，我受军人俱乐部王主任的委托，组织一次新春笔会，到场的有刘海粟、钱松岩、亚明、宋文治、魏紫熙、武中奇、黄养辉、赵绪成等。笔会气氛热烈，十分成功。随后第二年，我又受玄武湖公园管理处高主任的委托，组织了同样的大型笔会。80年代初我又受市政府办公厅主任刘玉浦的委托，在市委第二招待所组织了空前巨大的大型笔会，到会的增加了林散之、肖娴、李亚、杨建侯、赵良翰、李味青、
张正吟、罗化千等，整个组织工作有条不紊。而自己每次为了组织一次活动总是提前一周多就开始策划运作，场地、材料、工具、车辆、服务人员都要一一到位，而每次我都叮嘱参于服务的同志，绝不允许向画家伸手，我自己始终是以身作则。而且每次活动我都要贴纸、贴笔、贴毡子，却从无怨言。活动搞成功了，便是对我的最大安慰。在不知觉中，我成了一个无形的组织者、社会活动者。
我是一位没有权柄的普通画家，但我很同情、并且愿意尽其所能帮助一些有困难的老画家。譬如：钱松岩家原在林散之家的楼上，钱老上楼要经过林老家，很不方便。在市委二招书画家雅集前，我去联系笔会的事情，钱老向我提出要建一个外楼梯的想法。我立即向政府办公厅汇报，然后约刘玉浦主任到实地看了地形，很快就为钱老解决了这个难题。钱老高兴地要送我一张山水画，我觉得由于帮忙而获取，显得不太合适，便婉言谢绝了。1986年夏天，天气酷热，赵良翰老师独自一人在楼上哮喘，病情非常严重，恰巧我与徐大痴从深圳回来登门拜访。见此状况，我立即向曹汶院长汇报，曹院长说我们画院的能力有限，你去找武老帮帮忙。后来我请武老写了一封信给125医院杜海院长，左红开来画院车子，将赵老送到医院，按军一级的标准安排套间。为了报销，我又和曹汶院长一同去找了宣传部长、卫生局书记，说明情况，铺平了报销的渠道。李味青老先生才艺很高，书画院将去北京展出时，我向朱道平院长提出，应该邀请李老加盟，朱院长同意了。但为了名正言顺，需要办理接收李老为书画院特聘画师的手续，这一切都是我到李老家与其女婿沙澄同志联系，跑了多趟才得以落实的。后来，李老过世了，
追悼会也是我请朱道平院长和我一同主持的。黄养辉老人死的比较凄惨，上级定调为因病去世。但我得知真相，心中很是不平。在追悼会前夕，我先打电话到好友赵绪成家，是他爱人小孙接的。我在电话里问明情况后，谈了自己的看法，希望赵院长在追悼会上对于黄老的死因最好回避，以免失言。同时，我拟写了一篇悼文，并由许多画家签名，张贴在追悼会门口。文字含蓄而悲怆，目的是寄托哀思告慰亡灵。我还多次帮助过肖老、罗老等等，不一一细说了。诸如此类，我关心老前辈和同辈或小字辈的事例还有许多。
我进书画院，是经武老鼎力举荐的。书画院当时受文联领导，曹院长看中我的工作能力，让我协助书法协会工作一段时间。此后，我便利用书法协会这个平台做了大量的工作，组织了书法研习班，培养了大批的新生力量，大胆与同仁一道组织了书画家春节为群众服务，请老书画家走出家门，在群众中现场作书。继而我又组织了书画家下乡写春联，服务农民。此举引起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关注，发文向全国推荐，影响甚广。工作太热情了，遭人妒忌引来一些不愉快。为回避无味的矛盾，我决心回书画院，静下心来，埋头创作。书画院每年一度的“元宵笔会”，我受曹汶和朱道平院长的委托举办的，我是积极参与者和当然的组织者，每年都搞得轰轰烈烈。
在我61岁时，便主动向朱道平院长提出退休，把书画院的空额让给年青人，回家继续从事创作。不久前
的一次同学聚会上，我惊讶地得知在大学时未能入党的原因。那是在中学毕业时，一位思想极左的老师凭着一份错误的材料，误判我参加了“反动小集团”，即担任了一个外校的“反动杂志”副主编。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一，这个杂志并非反动，而是文学爱好者的刊物；其二，这个刊物的主编(初中同学)曾到一中来聘请我，谈话不到10分钟，我没有同意，但他们自己内定的名单上未能将“刘如生”三个字划掉，仅此而已。于是在我的档案里，便出现了“参加过反动小集团”之类的罪名。这份黑材料，是毁灭性的，它极其严重地影响了我的一生！让我几十年里不知情地背上黑锅。面对如此严重的坑害，我只得无奈地惨然一笑。历史的误会并没有使我沮丧、灰心，我依然乐观而充满朝气。有人说我在同仁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我想那可能是我有一股热情和办事时从无私心杂念所带来的效应。每年年初五的大型
“书画家新春笔会”的组织工作，我一直坚持了八年，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同仁们需要这样一个书画交流的平台、一个自由自在的集会。书画自古以来就有流派，观点多有分歧是很自然的，再加上利益的驱动，书画家之间的摩擦自然也就少不了，但这不是不可以协调的，这就需要有人去疏通、去联络。只有多交流，才能消除隔阂，只有搞好团结，我们才能把事业搞上去。我们每一个书画同仁，都应该为团结而努力。
虽然我已是“奔七”的人，但我喜欢新事物。在研习书画之余，我学会了开车，学会了电脑，学会了摄像和制作，生活得很充实、快乐。我喜爱在雨地里唱着歌奔走，夫人说我是一个爱唱歌、爱饮酒、爱光脚的老玩
童。回首往事，有人曾经背后搞我，造了我不少的谣，我不理采不报复，以德报怨。也有人把我说的很优秀、很出色，我也诀不会自以为是，飘飘然起来。我很普通，但我很努力。谈到家庭，我的前妻俞湘清曾是一位出色的教师，苦了一辈子，病逝了。她为我生的两个儿子，都早已自立，对他们的成长我尽力了，现在由他们在游泳中学游泳，我希望他们一天天地好起来。我有一个孙子叫刘一、两个孙女叫刘佳妮、刘丹妮，其中刘一和佳妮都已长成好端端的青年了，未来是他们的。两千年元月十五日，我与小我14岁的鲍媛华结了婚，她是我的贤内助。她是市政府一名资深的老处长，为人非常朴实热情、乐于助人。朋友们经常戏称：“你把处长当司机，又把太太当小秘。”
总结我的前半生，认为上苍还是很厚爱我的。虽然有人用黑材料坑害了我，但却也有两位恩人聂光辉和武中奇极大的帮助了我，使我有了现在。我常说：“老天对我不薄，我很知足。”我有一方常用印：“上苍厚我”。总之，我的创作道路还很遥远，我愿意付出不懈的努力去进取。但我不是苦行僧，我在工作、学习之余，也要娱乐。如老友赵绪成经常讲的：“快乐每一天”。
我这次展览，得到南京书画院以及许多朋友的支持。许多亲朋好友为我这次展览做了大量的工作，如：
周积寅、苏位东、曹勇、言恭达、刘光夏、俞律、徐大痴、齐鸣、陆大友、李英杰、王寅生、邹宁、刘庆国、陈曙生、叶宏、汪树孝、刘琴等，书画中的印章除了我自己刻的一部分外，还有黄惇、石学鸿、李德龙、魏桐胜等好友为我治的印，在此一并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