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名片
安田猛 英籍日裔，1943年生于东京，1973年移居英国，与夫人Felicity Aylieff女士同为国际著名陶瓷艺术家。长期执教于英国及美国多所大学，并多次被邀请在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等众多高校举办讲座和主持工作室，现任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玻璃与陶瓷艺术研究员。2004年来景德镇创作，并担任乐天国际陶社艺术总监，2011年创办红房子工作室。
特约主持人名片
彭春兰 1948年生于吉林延吉，祖籍江西安福。江西日报社原总编辑、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为江西省记协副主席、江西省散文学会会长。出版散文集《走过千年》、《女人的眼睛看世界》等专著。
让生命和瓷土一起生长
陶瓷是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但它的价值并不仅仅是实用主义的属性，而是我们的想象赋予这实用的物器更高的生活质量。让我的生命和这瓷土一起生长，也是生活中一种有意思的课题。
彭春兰：首先感谢您接受采访。很想知道，您是怎么爱上陶瓷并与陶瓷结缘一生的？在您的生命感悟中，人与陶瓷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安田猛：这似乎已经是很久远的故事了。1961年，那时我18岁。夏天我利用暑假去了益子町旅行。没想到的是，这次旅行竟会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益子町本是一个毫不起眼的乡间小镇，大正14年（1924年），日本几名陶艺家以此为基地，发起和开始推广日本民艺运动，最终使这个小镇被公认为世界民艺运动的中心。“民艺”是日本陶艺家为世界所造的一个新词，它是以审美为基础，对民众生活实用品制作工艺的略称。民艺学家认为，民艺的美，是单纯、朴素、健康的美，他们把人们以前很少注意到的民众日用杂器，提升到极高的美学地位，从而改变了人们以前对美的价值观念。
我从小就喜欢制作各种东西。在益子町一周的旅行期间，我第一次体验了陶泥的神奇，深深地被陶泥和各种生动的陶艺作品所吸引。我毅然放弃了报考大学的工业设计专业，选择了学习陶艺，把益子町作为自己陶艺生涯的起点。
经过两年的作坊学习后，我用祖母留下的遗产开办了自己的工作室，并且和其他的大窑厂签订了合作的协议。在当时，这可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情。在益子町的九年里，我创作、生产的陶瓷产品适应了民众对生活艺术化的需求，在本国以及国际市场上获得了丰厚回报。
通过这几十年的陶艺创作，我从中体会到每日生活里的知与不知，让我的生命和这瓷土一起生长，也是生活中一种有意思的课题。陶瓷是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但它的价值并不仅仅是实用主义的属性，而是我们的想象赋予这实用的物器更高的生活质量。
景德镇是陶艺家的天堂
我被景德镇的魅力所吸引，这里成千上万的陶瓷作坊每天都在迸发鲜活的创意，空气中弥漫着蓄势待发的无限能量，传统被不断打破又重建，景德镇简直就是陶艺家的天堂！
彭春兰：您最早是怎么知道景德镇的，从最初的认知到爱上景德镇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景德镇对您而言，是什么样的魅力深深吸引了您？
安田猛：像大多数爱陶瓷的人一样，我在开始接触陶瓷时，就已关注了很多博物馆和书籍里的景德镇瓷器和历史文化了。
2003年，应中国美术学院邀请，我作为英籍日裔陶艺家为陶艺系学生授课，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美院读博的香港艺术家郑祎，邀请我到景德镇来看看，在李见深的三宝陶艺村住了几天。那年秋天，我受邀参加在景德镇举办的陶瓷国际艺术研讨会，第二次来到景德镇。在研讨会上，郑祎和我达到了一种共识：在这座世界著名的陶瓷之都，建立一个提供给国际艺术家驻场及文化交流的机构，以利于国内外艺术家的交流融合。这个平台，就是现在景德镇颇有名气的乐天陶社。当时我已经被景德镇的魅力所吸引，这里成千上万的陶瓷作坊每天都在迸发鲜活的创意，空气中弥漫着蓄势待发的无限能量，传统被不断打破又重建，景德镇简直就是陶艺家的天堂！我欣然答应，并于2004年重返景德镇担任乐天国际陶社的艺术总监。那年，我已经60岁了。
选择景德镇作为我后半生事业和创作之地，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在来景德镇的前几年，我就开始在我英国的工作室里用瓷土这个材料。我认为我可以更好地在景德镇用这种材料，也想尝试不同的瓷土，特别是景德镇的瓷土。其二，在景德镇让我看到我年轻时在益子町的影子，在那里成长过我感到很幸运，没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幸运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尝试着新的被接受的事物,而我却经历过。
我相信我的预见是对的,今年已是我在景德镇的第10个年头,我用了7年来建设乐天陶社。2011年,我和我的英籍夫人弗丽斯蒂·阿里芙以及中国的熊白煦女士共同成立了红房子工作室。3年来，我看着一批批年轻的陶艺家用青春的血液和想法在这儿扎根成长,就像自己又一次经历着青春般的朝气蓬勃。
文化交叉碰撞迸发新的光芒
文化的交叉碰撞，最易产生新的光芒。年轻的陶艺家更需要了解世界陶瓷艺术的发展趋势，从中得到启迪，接受新的创作路径，来丰富自己。
彭春兰：日本、英国、中国，您生活过的这三个国家，其陶瓷在世界陶瓷中都是极具光彩的。经历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您有什么样的感悟可以与我们分享？
彭春兰：日本、英国、中国，您生活过的这三个国家，其陶瓷在世界陶瓷中都是极具光彩的。经历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您有什么样的感悟可以与我们分享？
安田猛：1973年，我离开日本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生地英国，是想去看看西方世界，体验不同的生活。为了走出原有的日本文化模式影响，后来我长期定居英国，并娶了同是陶艺家的英国太太弗丽斯蒂·阿里芙，在全然不同于亚洲的欧洲艺术氛围中进行了30多年的陶艺探索和教学。
但我发现英日两国瓷文化差异太大，很难找出共同点。直到有一次去韩国旅游，发现韩国的瓷器和日本的瓷器在文化上同出一脉，虽然也有小小的不同，却真正体现出瓷的本性之美。这个发现让我觉得震撼，我意识到其实我更需要了解亚洲的东方文化。
西方人对陶瓷的真正认识还要从中国元青花的引入为开始，在此之前并没有对材料艺术产生任何的深入理解和欣赏。日本对陶瓷文化兴趣的发展还需归功于中国，日本人对传统和现当代陶瓷的理解和欣赏都是在日本国里很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依此看来，西方和东方对于陶瓷的理解是在不同的层面和层次上的。
在我看来，文化的传承并不是通过单一的直线路径完成的，而是通过许多新的文化运动的循环更迭。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特有的发展节奏和路径，既要做与他国的横向比较，但更应尊重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而文化的交叉碰撞，最易产生新的光芒。年轻的陶艺家更需要了解世界陶瓷艺术的发展趋势，从中得到启迪，接受新的创作路径，来丰富自己。几十年来，我从日本到英国再到中国景德镇，就是希望在东西方的艺术碰撞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
艺术价值源于对生活的感悟
景德镇正慢慢变成陶瓷文化的中心。来景德镇创作的人们都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受，他们在这样一个为瓷而生的城市中受益并精彩地创作着。
彭春兰：陶艺是需要张扬个性的艺术，作品承载着艺术家的灵魂，因而从事陶艺不是简单的生产者，而理应是追求艺术价值的创造者。您觉得作为创造者，创意、创新的灵感来自哪里？
彭春兰：毫无疑问，您已经成为成千上万“景漂”队伍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在这里生活了10年，您对景德镇这座城市和景瓷，有了一份怎样的感情？
安田猛：艺术价值并不是来自昂贵的材料，也不是来自复杂的工艺。我在创作上的灵感来源于很多生活中的感受，从自我学习的兴趣点，突然间对某些人与事物的感受等。
我在来景德镇的前五年就开始使用瓷土创作，而在之前40多年间一直从事陶艺创作。我认为在陶瓷的表达中，泥土，包括陶土，有很多没有表达出来的艺术形式。而瓷器通常给人的印象是烧制完成之后“硬化”以及瓷器的细致度，瓷器可以做出非常精细的图案和能被人感知的通亮度。
但是除这些印象以外，瓷土还潜在了许多泥土没有表达出的效果，而我就是想把瓷泥的泥性表达出来。我的作品所想展示的是泥土本身的状态与质感，而制作青白釉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青白釉颜色比较纯，并不花哨，不仅可以很好地展示出作品的器型，更能纯粹地表达泥性，而不像釉里红或是粉彩瓷器，后两者更注重于陶瓷表面的装饰性，不那么着重于瓷器的本质。我创作青白釉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景德镇烧制出著名的元青花的前350年，陶工们已经开始大量使用青白釉制瓷。所以，我的制作也是基于对景德镇历史的学习。
在制作一个陶瓷之前，我会这样思考：“这个材料会带给我什么，而我又能赋予这个材料什么？”就像是我与陶瓷的一种交流对话。我希望我烧制成的作品，单纯、朴素，但从其作品表面的肌理、留痕，能让人感受到艺术家创作的心境和激情。
最近我刚回复一位来自巴西的日本籍艺术家的邮件，她被朋友们告知“成为一名陶艺家是很艰辛而且并不好谋生的职业”，她想听听我的看法。我的回答是：“如果把用从事艺术或是陶艺家的想法看做成是谋生的手段，这是不对的。你应该去享受自己选择的事业，并去爱它；你会看到其他的人慢慢地也开始对你所付出的事情提起兴趣，之后你就能寻找到供你选择的意义。你要去寻找是什么让自己感兴趣，慢慢地你可能会感觉到是陶瓷在创造你的生活。”
安田猛：我个人的经验并不能代表所有的“景漂”族们，不过我能确定，来景德镇创作的人们都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受，他们在这样一个为瓷而生的城市中受益并精彩地创作着。
辉煌的历史已鉴证，景德镇毫无疑问地曾是中国文化符号的代表之一。但这种文化符号随着时间慢慢地消失掉。现实是，景德镇已一度不再是以前那个有着最大规模和最好瓷器的代名词，正在中国和世界的视野中逐渐变淡了。但是近十来年，新的运动开始了，特别是近五六年。不像之前工业化生产一样，景德镇正慢慢变成陶瓷文化的中心。我相信，这将是景德镇未来所呈现的面貌。
